文/潛齋

容齋巨筆如椽，迎來一記，贏得芳名獨。

——（宋）王義山《念奴嬌·南昌奇觀》

“南昌”之名的記載最早見于秦始皇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至秦二世二年（前208年）的《里耶秦簡》中。縣制起源于春秋時期的楚國楚武王熊通，郡制起源于秦國秦穆公嬴任好，經(jīng)過法家歷代的改革，最終成型于秦漢時期。雖歷代文獻記載南昌得名于漢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，但《里耶秦簡》的出現(xiàn)將南昌的得名扎實推前了若干年，或者說有更早的可能性。

《里耶秦簡》8～1164號簡牘之“南昌”

不過漢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仍有著特殊的意義，劉邦在此年正式稱帝開國建立漢朝，華夏民族自此被稱為漢族。

（西漢）海昏侯劉賀墓簡牘中的“豫章”

這一年，江西也同時有了第一個名字“豫章”，即豫章郡，治南昌縣，共轄18縣，大致囊括了現(xiàn)在江西的疆域。分別為南昌縣、廬陵縣、彭澤縣、鄱陽縣、鄡陽縣、馀淦縣、柴桑縣、新淦縣、南城縣、宜春縣、艾縣、安平縣、海昏縣、歷陵縣、建成縣、南壄縣、贛縣、雩都縣。

清代木雕上的“豫章郡”

這一年，南昌縣也同時有了第一個縣名。此時，郡與縣之間沒有“府”的設(shè)置，今時南昌市的大多數(shù)地域都包含在彼時南昌縣的地理范圍。

（北魏）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之“豫章城”

按照通行的說法就是，朝、省、市、縣、省會同年得名，今時壽至2224歲。

（明）徐?《鰲峰集》之“灌嬰城”

次年（前201年），灌嬰在豫章郡治（省會）南昌縣筑城，即豫章城，后世稱灌嬰城，省稱灌城。

（漢）海昏侯墓出土青銅豆型燈燈座上的“南昌”

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青銅豆型燈燈座與漆器上，鑄造和書寫了“南昌”二字，有人順勢推理這便是南昌之名的源起，即劉賀把位于山東的舊封地昌邑國比作“北昌邑”，而把其所貶的海昏國當(dāng)作“南昌邑”。劉賀要到元康三年（前63年）才被貶為海昏侯，顯然不能改變海昏縣與南昌縣在139年之前就已得名的史實。

甲骨文 金文 篆書 楷書

千年名區(qū)都有簡稱，如江西稱“贛”，北京稱“京”，南京稱“寧”，南昌簡稱有二，一稱“昌”，一稱“洪”。

甲骨文中的“南”字

甲骨文中的“昌”字

“昌”的本義是日出時叫人起床的聲音，也就是“唱”字的原型，是歌唱的一個源頭。可巧的是甲骨文中的“南”字像一種鐘形的青銅樂器，正所謂兩情相悅，琴瑟和鳴。這一類樂器流行于南方地區(qū)，所以用它來代指南方。

南昌梅嶺之“樂祖洪崖”

豫章十景之一“洪崖丹井”即以黃帝樂官伶?zhèn)惖南商枴昂檠孪壬泵喜值淖至x與被后世尊為“樂祖”的伶?zhèn)悾兄芮械年P(guān)聯(lián)。

（漢）海昏侯墓出土“昌邑九年（前89年）造”漆器中的“昌”字

《說文解字》認(rèn)為“昌”的本義演變?yōu)椤安浴保隽x為“美言”。此后，“昌”又被賦予光明義，光明象征興旺，故“昌”字引申為興盛，這是“昌”最常用的含義。凡光明、興盛則美好，故“昌”又引申為美好義。由此，南昌之名的取意通常認(rèn)為是南方興盛之地、南方美好之地。但《說文解字》成書于東漢，“昌”字的興盛與美好義形成又稍晚，則西漢初年南昌之名的取義不排除不同的可能性。

《漢簡》中的“洪”字

“洪”字的本義是大，洪即眾多山間湍流匯成的暴漲河川，也就是大水。上古時期中國就有“大禹治水”的神話，可見大水給民族的記憶是深刻的。一些早期篆書“洪”字的寫法類似于圖騰符號，形象的顯示出水流從四面八方匯聚的畫面。

《說文解字》中的“洪”字

其后，“洪”字的演變依然保留了“大水”的偏旁，但內(nèi)涵發(fā)生了變化。

“共”字的篆書與象形

甲骨文的“共”字像雙手恭敬的獻上祭品，即“上供”之意。“共”是“供”的本字，因為祭品是雙手捧之，所以“共”也有協(xié)同和一致的含義。而這個動作有恭敬的意思，所以也有“拱”的含義，即拱手施禮。

清代《許遜鎖蛟圖》

中華歷史堪稱一部治水史，是五千年來先民與洪水，人與自然的搏斗史。江西人自古信仰頗多，所供神仙不知凡幾。在這滿天神佛中唯獨東晉許遜被認(rèn)為是專門庇護江西人的神，因稱“江西福主”。先民對難以駕馭的自然現(xiàn)象心存敬畏，將洪水比作興風(fēng)作浪的蛟。許遜是繼大禹之后唯二的治水英雄，兩人的標(biāo)志就是斬蛟。古時治水難度等同于斬蛟，此等造福人類的功勛自然要享受先民的崇拜與供祭。

南朝《瘞鶴銘》中的“洪”字

南昌自洪荒初開至今仍是水鄉(xiāng)澤國，南昌古城內(nèi)至清末仍是“三湖九津”的格局，稱之為“洪”不為有因，南昌先民應(yīng)更共情于“洪”。

（西晉）永嘉二年（308）奮威將軍墓銘文磚之“豫章”豫章堂藏

“豫章”作為江西的第一個名字，其間被王莽在公元9年至23年短暫改名為九江郡14年。直至（隋）開皇九年（589）罷豫章郡置洪州總管府而告一段落，一口氣使用了777年。江西正式得名于（唐）開元二十一年（733）的江南西道，是其省稱。江西位于長江下游以西的地區(qū)，古時地理上以東為左，以西為右，故江西別稱“江右”。江西就是“西江”、“大江之西”。如果按時間順序來看，不妨說江西是豫章的第二個名字，可見豫章之于江西的重要價值。因而，王勃在《滕王閣序》所言“豫章故郡”，不應(yīng)僅將南昌視作漢代的郡城，而應(yīng)視作從前的郡城。

篆書“宜”字 篆書“善”字

“宜”字的古字形一般認(rèn)為像砧板上放著兩塊肉的樣子，本義是菜肴，一說本義為祭名。有飯有肉吃，生活自然是愜意的。故宜引申為相宜、適宜，又引申為適合、適當(dāng)、應(yīng)當(dāng)、應(yīng)該的意思。“宜”還由適宜、適合引申有美善義。

善字上為“羊”，下為二“言”。羊就是祥，善的本義是像羊一樣溫柔說話，善者吉祥。

（漢）班固《漢書》之“宜善”

“宜善”出自（西漢）王吉《奏疏戒昌邑王》，“言宜慢，心宜善，行宜敏。骨宜剛，氣宜柔，志宜大，膽宜小。心宜虛，言宜實，慧宜增，福宜惜。慮不遠(yuǎn)，憂亦近。”王莽篡漢建新朝，不僅改豫章郡為九江郡，還將南昌改為“宜善”；義為美善之地。都說王莽腦洞奇大，其將九江郡改延平郡，艾縣改治翰，建成縣改多聚，柴桑縣為九江亭，廬陵改為桓亭，果然是任性穿越。雖其如此，不能否認(rèn)宜善之名確是上上之詞。

王吉《奏疏戒昌邑王》所指的昌邑王便是日后的漢廢帝、海昏侯劉賀，“宜善”的得名或許就是王莽據(jù)王吉的奏疏而取，為天下劉氏王侯之戒。結(jié)合初始元年（公元8年）十二月，篡漢方一個月的王莽便廢海昏侯國，將劉賀曾孫劉保世削藩貶為庶民的舉動，可以想見其取名“宜善”的不善動機。

（東晉）咸和七年（332）南昌梅湖喻襜墓銘文磚之“豫章國”

東西晉、南北朝時期，郡縣制與分封制并存，還出現(xiàn)了以南昌為中心的“王”的封邑“豫章國”。

（宋）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之“豫章縣”

（隋）開皇九年（589）南昌縣更名為豫章縣，繼承“豫章”衣缽。17年后的大業(yè)二年（606），南昌正式升郡，被命名為“豫章郡”。

（唐）杜佑《通典》之“章郡”

（唐）至德元年（756）肅宗李亨為避其子李豫之諱，將豫章郡省稱為“章郡”。民國三年（1914），或許是為了袁世凱復(fù)辟張本而復(fù)古，南昌府更名為“豫章道”。民國十五年（1926）正式名為南昌市至今。

民國初年《江西省地圖》之“豫章道”豫章堂藏

章郡、豫章郡、豫章道、豫章縣、豫章國、豫章城，豫章之名一路走來。除民國時期的豫章道，豫章自（唐）寶應(yīng)元年（762）起不再作為省、市、縣正式的區(qū)劃名稱后，就花落南昌，成為南昌的專屬稱謂。豫章就是南昌，南昌就是豫章，沒有歧義，在南昌的別號中雄踞榜首。

篆書“豫”字

篆書“章”字

豫，象之大者。其義為樂，即歡喜，快樂。安閑，舒適。象是瑞獸，所謂太平有象，代表了安和、祥樂。

章字的甲骨文是用“辛”（即刀具）刻畫出“田”形圖案，用作標(biāo)記或者記事。后來的人們開始雕刻各種印章，指彰顯身份。“章”的引申義很多，且代表紅白色，而紅色正是漢朝的國色，亦是今日中國的國色。

（東晉）泰寧元年（323）《謝鯤墓志》之“豫章”

當(dāng)“豫”與“章”結(jié)合后就產(chǎn)生了不一樣的反應(yīng)。

豫者大象也，章者樟木也，豫章者大樟樹也。豫章之大升華成上古神樹。漢代《神異經(jīng)·東荒經(jīng)》云：“東方荒外有豫章焉，此樹主九州。其高千丈，圍百尺，本上三百丈，本如有條枝，敷張如帳，上有玄狐黑猿。枝主一州南北并列，面向西南，有九力士操斧伐之，以占九州吉兇。斫之復(fù)生，其州有福；創(chuàng)者州伯有病；積歲不復(fù)者，其州滅亡。”

江西安福“樟樹王”

豫章作為地名最早見于《左傳》魯昭公六年（前536）：“令尹子蕩帥師伐吳，師于豫章。”此時的豫章在今江蘇、安徽地區(qū)。樟樹雖非江西所獨有，主要分布于中國長江流域以南區(qū)域，以江西、浙江、臺灣、廣東、湖南 、福建等南方地區(qū)最多，但并不妨礙江西人將其尊為母親樹。

江西得豫章之名的源起有二。

（五代?后梁）開平二年（908）《大梁豫章熊公墓志銘》之“豫章”

（東漢）應(yīng)劭認(rèn)為“豫章”因樟樹而得名，“豫章章樹生庭中，故以名郡矣”。（南朝）南昌人雷次宗則認(rèn)為豫章之名得自豫章水，也就是贛江的古名，故又稱豫章江。

江西雖多山，但與北方相比雄、大、奇的特征并不明顯，而在贛江數(shù)千平方公里的流域中特征最為明顯的莫過于江西人的吉祥物--樟樹。江西先民伐樟樹而居，引豫章水灌溉而食，是賴以生存的根本。可見，江西的母親之河--贛江，母親之地--江西，母親之樹--樟樹擁有同一個名字--豫章，這絕非巧合。江西以水得名，還是以樹得名，就似先有蛋還是先有雞，雷次宗自己似乎也并不肯定，僅言“似因水為地名”。

（宋）黃庭堅《水頭鑊銘》之“豫章”

雷次宗《豫章記》云：“漢高六年（前201），大將軍灌嬰所筑。城有六門，南二門，一曰南門，一曰松陽門。昔松陽門有大樟樹，高十七丈，四十五圍。枝葉扶疏，庇蔭數(shù)畝。先是樟樹并枯，永嘉中（307-311）一旦華茂，晉以為中興之祥。”西晉開國皇帝司馬炎的祖先司馬量曾為豫章太守。永嘉六年（312），在“八王之亂”后登基的晉懷帝司馬熾認(rèn)為是晉室中興之兆。他早年被封為豫章王，所以（晉）郭璞《南郊賦》云：“弊樟擢秀于祖邑。”豫章堪稱是西晉司馬家族的龍興之地，這或許是南昌后世被稱為“龍興”的一個來源。

（明）胡儼《頤庵文選》之“灌城”

雷次宗的記載首先道出了南昌古城的建成年份，距今2223年。其次，證明了漢代南昌城由大將灌嬰所筑，繼而引出了南昌城的兩個別名，灌嬰城及其省稱灌城的由來。

上饒德興市海口鎮(zhèn)有一棵1800多年的空心古樟。樹圍23米，高23米，樹冠覆蓋面積一千多平方米。則漢代南昌城的大樟樹與此換算，相差無幾，但樹齡在彼時就已經(jīng)1千多歲了。松陽門的大樟樹一直被南昌先民當(dāng)作樹神崇拜，到唐高宗時（649～683），才被許真君的徒孫胡慧超所焚，這或許進一步印證了豫章之名的由來。清代奉新人甘汝來詩云：“南昌古豫章，以樹名郡治”，豫章就是大樟樹，“豫章”以主九州之樹主一郡之地。

南昌既簡稱為“洪”，其自有一番際遇。

（唐）總章二年（669）《吳廣碑》之“洪州”

（隋）開皇九年（589）始置洪州總管府，大業(yè)二年（606）復(fù)豫章郡。（唐）武德五年（622）復(fù)洪州總管府，武德八年（625）更名為洪州都督府，天寶元年（742）又復(fù)為豫章郡，乾元元年（758）復(fù)為洪州。（南唐）交泰二年（959）更名為南都南昌府。（北宋）開寶八年（974）復(fù)為洪州，（南宋）隆興二年（1164）更名為隆興府。由此，隋朝使用“洪州”17年，唐朝使用了321年，宋朝使用了196年，合共534年，是南昌使用第二久的名字。

（宋）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之“洪州”

（唐）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志》云“（洪州）因洪崖井而名”，（清）金桂馨《逍遙山萬壽宮志》亦云：“（隋）開皇中，以洪崖所在改郡為洪州。”關(guān)于洪州的得名，清初南昌學(xué)者徐世溥認(rèn)為是因晉州張氳在隋唐間得道于西山而以洪崖為號，并非黃帝時的洪崖先生。這位晉州神仙張氳（653～745）雖與伶?zhèn)愐粯邮且嗾嬉嗷玫南扇耍?5歲高壽實實在在活在唐朝，其出生64年前洪州已得名。北宋撫州人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云：“《梁書》云：于慶入洪州，進攻新吳（今奉新縣）縣。”按此說，則早在南朝?梁（502～557）時就有洪州，但遍查（唐）姚察、姚思廉所著《梁書》，書中但凡與江西、南昌有關(guān)的皆稱豫章，通篇找不到“洪州”二字。倒是有“鄱陽王故將侯瑱起兵襲偽儀同于慶于豫章，慶敗走”的記載，可見是樂史將隋朝才有的“洪州”之名隔朝相冠了。

（宋）蘇東坡《滕王閣序》之“洪都”

（唐）武德八年（625），洪州更名為洪州都督府，這就誕生了洪州都督府的省稱“洪都”。“洪”為大水，“都”就是大城市，可稱大水之城。當(dāng)代將南昌稱為“水都”亦是由來已久的。王勃的《滕王閣序》作于（唐）上元二年（675），正是更名為“洪都”之后50年，相較“洪州”、“豫章”而言自然年輕無比，因言“洪都新府”。

原以為使用117年的“洪都”之名就此成為歷史的陳跡，孰料曠代有回響，756年后的朱元璋居然讓“洪都”之名再次閃耀了一個月。

（明）文征明《滕王閣序》之“洪都”

（元）至正二十二年（1362）正月六日，陳友諒政權(quán)所屬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獻南昌城于朱元璋，還是吳王的朱元璋興奮的笑納了這筆天降之財，將“龍興路”改稱“洪都府”。在朝代更替時，除遵循按吉祥取名的原則外，在已有的古名中選取亦是慣例，以示源流正統(tǒng)，上繼漢唐。“龍興”雖符合朱元璋此時尚是吳王的愿景，且祥瑞無比，但其以“驅(qū)逐胡虜，恢復(fù)中華”為己任，自然不好用蒙元朝廷所取的名字。朱元璋要到6年后才開國稱帝，其年號“洪武”的含義就是洪大的武功，“都”就是早日定都，蘊含著君臨天下的美好愿望。果不其然，改名“洪都”的第二年，著名的“洪都保衛(wèi)戰(zhàn)”結(jié)束不久，朱元璋乘勝追擊，贏得了定鼎天下的“鄱陽湖之戰(zhàn)”。

但如此宏大的許愿自不免好事多磨。（元）至正二十二年（1362）二月，平章祝宗、同僉康泰降而復(fù)叛。“洪都”正沉浸在恢復(fù)祖先往昔榮光時，洪都府卻重入陳友諒之手。失而復(fù)得的心跳，自然要以更名的方式來壓壓驚，洪都府自此正式名為南昌府，南昌之名成為南昌人最長久的陪伴，一如它誕生時的樣子。第二年七月，朱元璋干掉了逐鹿中原道路上的最大障礙陳友諒，無暇慶祝，迅速投身于火熱的解放戰(zhàn)爭中去了。登基后，“龍興”的歷史使命已經(jīng)達成，新的愿景自然轉(zhuǎn)變?yōu)榻ㄔO(shè)美好南昌，名字不改也罷。

1954年8月1日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署給洪都全體職工的嘉勉信

1951年，南昌著名的洪都機械廠在國民黨第二飛機制造廠（中意南昌飛機制造廠）基礎(chǔ)上更名時，就選取了“洪都”之名，寓意在“紅色之都”建設(shè)“大業(yè)之城”，與朱元璋取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（宋）洪炎《西渡集》之“洪城”

豫章黃庭堅有四個著名的外甥即洪朋、洪芻、洪炎、洪羽四兄弟，號為“豫章四洪”，家住東湖畔，皆為“江西派”詩人。（南宋）建炎四年（1130）六月四日，老三洪炎為南昌貢獻了一個雅稱“洪城”。（北宋）靖康元年（1126）時，游宦三十載的洪炎年已六十，搬進新宅，其《遷居》詩云：“嘉樹三四株，當(dāng)窗發(fā)華滋。馨香入懷袖，似與遷徙期。”四年后的炎炎夏日，住宅被付之一炬。洪炎在《庚戌歲六月四日至洪城舊廬無復(fù)尺椽悵然傷懷用丙午歲遷居詩韻》中寫下欲哭無淚的“南州一炬火，我歸無所歸”、“露草相對泣，吟風(fēng)作悲詩”、“我亦無淚哭，且復(fù)一解頤”。此時南昌的官方定名仍是洪州，洪城便是洪州之城。或許恰巧是姓洪的緣故，洪炎更愿意將故鄉(xiāng)的昵稱“洪城”比作“洪家”，洪州的城，洪城的家是游子的夢縈，是雖舊廬無存而故鄉(xiāng)無恙心即安的情懷。其《月夜登滕王閣》詩云：“桃花亂打散花樓，南浦西山送客愁。為理《伊州十三疊》，緩歌聲里有洪州。西江東畔見江樓，江月江風(fēng)萬斛愁。試問海潮應(yīng)念我，為將雙淚到南州。”（宋）豐城人王義山詩云：“一衣帶水繞洪城，水不在深龍則靈。簾棟中間人渺渺，煙云朝暮柳青青。肯將明月清風(fēng)我，來伴西山南浦亭。”只要洪州、南州、西山、南浦的名字在，南昌人的精神圖騰就在。王安石亦有“西山南浦慣曾游”、“聞?wù)f章江即淚流”之句，游子的淚不僅是表面的悲愁別緒，更是“一解頤”式的笑容。

（宋）洪芻《老圃集》之“南州”

與洪城一樣，“南州”從未用作南昌的官方定名。在歷史上南州曾用于四川、漳州等地的地名，但今天已無一市一縣稱作南州。南州，泛指南方地區(qū)。指豫章郡。借指徐稺。指南陽。指兩粵。可以明確的是，南昌是因徐孺子而獨得“南州”的冠名。先是（東漢）應(yīng)劭《風(fēng)俗通義》稱其為“公車征士”，（西晉）皇甫謐《高士傳》言（東漢）郭林宗始稱其為“南州高士”。高士，指志趣、品行高尚的人；超脫世俗的人，多指隱士。《詩》云：“生當(dāng)一束，其人如玉”，“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”，徐孺子以其人品高潔詮釋了“君子溫其如玉，大雅卓爾不群”。

（西晉）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之“南州高士”

地因人名，地以人傳是歷史的規(guī)律，前有“南州高士”、“豫章徐先生”徐孺子，后有黃豫章（黃庭堅）、王臨川（王安石）、曾南豐（曾鞏）。王勃為何言南昌“人杰地靈”？因為有“徐孺下陳蕃之榻”，一個人就是一座城、一座豐碑。歷代贊某人品行高潔最喜以“南州高士”稱之，此稱謂成為徐孺子的專屬名詞，不需解釋。（宋）朱熹詩云：“孺子高風(fēng)何處尋？東湖臺觀水云深。生芻一束人如玉，此日凄涼萬古心。”徐孺子就是南州的白駒留影，空谷幽蘭，使南州成為后世高山仰止般的所在。

（宋）陸游《南唐書》之“南都”

（后周）顯德六年（959），洪州更名為南都南昌府，“南都”也就成為南昌的別號之一。至南唐時期實行兩都制，南京，稱西都；南昌府，是為南都。在后周政權(quán)的高壓下，南唐中宗李璟選擇了逃避，留下其子“問君能有幾多愁”的李煜監(jiān)國。經(jīng)過兩年的倉促建設(shè)，位于今東湖區(qū)皇殿側(cè)的長春殿落成。倉皇遷都的李璟與攜家?guī)Э诤屠悟}滿腹的文武大臣在南都住了三個月，李璟最終沒能熬過南昌火爐般的當(dāng)年盛夏。開寶八年（975），李煜被俘投降，使用了16年的“南都”復(fù)為洪州。

（宋）文天祥《文山先生全集》之“隆興”

（南宋）隆興元年（1163），因宋孝宗登基前曾以皇太子的身份遙領(lǐng)鎮(zhèn)南軍（治洪州），按慣例以示尊崇，乃升洪州為隆興府。隆興就是興盛的意思，與“昌”字同其義，又寓示南昌為其龍興之地。隆興之名既是紀(jì)年，又是地名。

（宋）隆興元寶

（元）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，改隆興府為隆興路。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），為避忽必烈皇太子孛兒只斤·真金諱，更隆興路為龍興路。

（元）趙孟頫《龍興寺碑》之“龍興”

兩年后，真金因禪讓風(fēng)波憂懼成疾而亡，謚號明孝太子。11年后，被其子元成宗鐵穆耳追尊為文惠明孝皇帝，廟號裕宗。忽必烈更南昌之名后，其最器重的嫡長子真金皇太子非但沒有龍興，反而龍馭上賓被克死，可見龍興之路道阻且長，中華的地名不是那么好改的。南昌在唐朝時曾為代宗李豫改“豫”字，至今卻看不出“隆”字沖撞了誰的諱？此次因避諱而更名的記載可能有誤。至正二十二年（1362），朱元璋改龍興路為洪都府，名雖改，龍照興。

（唐）白居易《白氏長慶集》之“鐘陵”

因避皇太子李豫之諱改為“章郡”后六年的（唐）寶應(yīng)元年（762），唐代宗李豫轉(zhuǎn)正，南昌又被更新一次，改名為鐘陵。鐘陵之名最早誕生于（三國?魏）黃初二年（221）的南昌地區(qū)，諸縣鄉(xiāng)經(jīng)過不斷重組、分拆，至（北宋）熙寧二年（1103）正式確立進賢縣，鐘陵便成了該縣在后世的專屬別號。“鐘”源出于青銅樂器，陵即丘陵。樂史記為：“因山而名”，明代星子縣人高賓曾言“鐘陵舊號緣鐘得”，似鐘形的丘陵在南昌地區(qū)是最普遍的地形地貌。洪崖先生伶?zhèn)愂前l(fā)明律呂、據(jù)以制樂的始祖，莊嚴(yán)、高妙的音樂被稱為“黃鐘大呂”，隱隱透露出鐘陵之名的源頭。鐘陵又諧音“鐘靈毓秀”之鐘靈，指山川秀美人才輩出，與王勃的“人杰地靈”不謀而合。

“豫章四洪”的老三洪炎為南昌貢獻了“洪城”的雅稱，身為老大的洪朋不好意思奪弟所好，自取“江城”的專屬昵稱。洪朋卒于（北宋）崇寧三年（1104），則江城之名或早于洪城之名。

（宋）洪朋《洪龜父集》之“江城”

南昌依水筑城，兩面環(huán)江，江城名副其實。江城就是江西之城，江西之郡城，江西之首城。在洪朋詩中，江城是桃萼芳菲的“弭節(jié)江城何許時，蘭芽桃萼正芳菲”，是花氣襲人的“薄人花氣江城遍，潘郎吟詩春風(fēng)里”，是飛雪霜花的“已囀春風(fēng)百鳥聲，斬新飛雪滿江城”。洪氏兄弟愛南昌入骨，與愛家無異，無愧于“豫章四洪”的稱號。稍后，撫州人趙長卿亦有《念奴嬌?客豫章秋雨懷歸》詞云：“江城向晚被西風(fēng)，揉碎一天絲雨亂。”

（明）熊明遇《文直行書詩文》之“江城”

明代時，“江城”成為文人的愛物，得到廣泛引用，最著名的莫過于熊明遇的《江城攬勝記》：“奇在遠(yuǎn)岫，遙對洪崖厭原，流影恍來，遐矚迥引，延納無垠。夫以萬室之國，市衢穰穰中而乃有此云霞之蕩沃，渺彌盈望。”描繪出南昌在晚明時的《清明上河圖》盛況。

（清）陳弘緒《江城名跡記》之“江城”

清初，南昌文人熱衷于流連名勝古跡，在殘山剩水間憑吊故國河山，以澆復(fù)國無望的胸中塊壘。這便誕生了陳宏緒考證南昌幾乎所有名勝的《江城名跡記》，記錄其在江城的所見所聞，所思所想，使“人閱人而成世，世閱世而成古今。”

（宋）文天祥《文山先生全集》之“英雄”

兩千多年來，豫章、洪州、隆興、宜善、鐘陵等官方定名在停用后，仍繼續(xù)作為別號沿用，歷代文人們則貢獻了南州、江城、洪城的雅稱。這些名稱或以地理形勝物產(chǎn)為名，或以人而名，或以吉祥語相許，代代賦予新的內(nèi)涵，注入新時代的精神風(fēng)貌。所謂“江山代有美名出，各領(lǐng)風(fēng)騷數(shù)百年”，在南昌名稱的演變過程中，最年輕的莫過于“英雄城”。這個只有95歲的名稱來源于南昌1927年8月1日穿透黎明前黑暗的第一槍，自此而后，獨領(lǐng)風(fēng)騷。

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《南昌總商會碑》之“南昌”

南昌之名自初生之日起，雖迭經(jīng)多次更名，但兜兜轉(zhuǎn)轉(zhuǎn)后的今日之“南昌”仍是秦漢時之“南昌”，矢志不忘，初心未改，并逐漸升華為南昌人的精神圖騰。這些個短短二三字的名稱，將兩千多年歷遍滄桑的時光濃縮成一枚枚的芯片，鐫刻和記錄著南昌人的生活方式。一串串古老的符號，在歷史的長河中標(biāo)定南昌的每一段足跡，向今人昭示南昌從哪來，將去向何方？

陳毅題“南昌八一起義紀(jì)念館”之“南昌”

南昌之名達17個之多，加上“洪、昌”的簡稱，合共19個。該如何稱呼南昌，自是不言自明。或者說喜歡哪一個，喊它便是！

（注：標(biāo)題語出海巖《我拿什么來拯救你我的愛人》。）

文章來源：七門九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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